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

在北京大学百年大庆之际，对于深受这座学府教育之恩的学子来说，母校的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。

人们常说，我们这一届学生非常幸运，前没有赶上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，后没有赶上下乡搞“四清”，有足够的时间念书。这当然是不错的。但是，我还要为这幸运加上一条，我们一进校，就由冯定教授为我们讲哲学系的主课—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。

冯定教授到北大来，是毛泽东点的名。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后，我国理论界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问题上，曾有过争论。北京一些理论家认为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。冯定（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）在上海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《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》的文章，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，指示《人民日报》转载。由此，毛泽东特别看重冯定，后来点名调冯定到北京大学，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（到校后，北京市委还是给他安排了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），专任教授。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争鸣，冯友兰可以讲唯心主义，冯定讲唯物主义，“同冯友兰唱对台戏”。如果真能如此，当然是很好的。但事态发展却是另一个样子。

1960年夏天，学校停课搞教改，党委书记、新任校长陆平来哲学系作动员报告，提出一个颇新的观点：大学文科要以改造世界观为主，办成党校那样。教改开始是批判所谓“资产阶级学术思想”，对象是文学评论家巴人（王任叔）谈“人情味”的文章。接着，就要批判冯定。我们想不通。本来冯定给我们开原理课，讲得好好的，怎么又要批他了？于是，就有人受命来做动员工作，说不要迷信权威，要“解放思想”，等等。但总是批不起来。受命人为了交差，就要求给他讲课提意见，说：难道他讲的课一点缺点都没有？那时我们年轻，不知深浅，就奉命提意见，你提一条，我提一条，主观愿望是为了改进教学。开始是提语言表达是否合适，例子举得是否恰当这些技术问题，在上面派来的人引导下，有人就进一步提出“人生哲学”、“旧唯物主义倾向”等问题。这些问题如果单独来看，也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后来把它们汇总起来，就面目全非了。

最后指定几个同学做代表，同冯定见面。后来，一位见过面的同学对我说，冯定对同学们提意见表示欢迎，但对硬加给他的东西表示不能接受。这位同学对冯定很钦佩，说他修养高。显然，想通过学生来整老师的意图并没有达到。但是，这件事的最大受害者，还是我们这些学生，因为冯定从此不再给我们讲课了。

1964年毕业前夕，北大和人民大学两校哲学系的毕业班开联欢会，请冯定教授参加。冯教授对我们作临别赠言，谈哲学、谈社会、谈道德、谈人生，对我们这些即将走向社会的青年谆谆教诲。当时他情绪很好，与同学们谈得很融洽。他还不知道，一场灾祸将要降临到他头上。

不久，就看到《红旗》载文批冯定的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。我到《光明日报》社后，又知道要批他发表在本报的《论又红又专》。报社负责人谈到此事时说，当初是求人家把这篇文章给我们发表的。后来我知道，这次批冯定，是事出有因。当时批“合二而一”，批杨献珍，著名哲学家里只有一位写了文章，势单力薄。苏联塔斯社消息说，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，对批判杨献珍保持沉默。康生很不高兴，为了壮大声势，要求找有影响的人物写文章。于是有人去找冯定，请他写批判“合二而一”、批杨献珍的文章，并向他交底：我在中宣部看到一个现在还可以发表文章的人名单，你排在第一位。冯定婉言推托说，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，不好写。不久，《红旗》就登出批冯定的文章。显然，这篇文章早就握在康生的手中，见他不为其所用，就对他下手了。

1979年，我拜访冯定时，同他谈到1964年的事，他说，“我那时就是不愿意写”。这是实话。因为我在“文革”中曾在报社看到1964年的内参《情况汇编》中有一篇材料，说北大哲学系两位青年教师赞成“合二而一”，同冯定有关。其中说到，北大哲学系教师在冯定的主持下，编写哲学教科书，在拟定编写提纲时，有一节原题是“‘一分为二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”，冯定看后，说：“一分为二，一分为二，分到什么时候才算完？”表示不赞成这样表述，还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宜。冯定有这样的想法，为此得罪了康生，就在劫难逃了。

师母袁方同志对我说起1964年批判冯定前的情况：陆平打电话给她打招呼，说从现在起，你一定要每天回家，要把所有药品都控制起来。不管出现什么事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冯定。陆平是好人，知道这件事来头大，他无力保冯定，所能做的，只是防止出现第二个邹鲁风（1959年“反右倾”时，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、副校长邹鲁风含冤自杀）。

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冯定的文章时，有人劝他：做个检讨算了。他不肯屈服于这种压力，说：“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。”

从那时到“文革”，冯定一直顶着“假马克思主义”、“修正主义”的帽子，挨批斗。“文革”中，哲学系成立了“批判冯定、冯友兰联络站”。毛泽东当年点名调冯定到北大，原是要他来“同冯友兰唱对台戏”的。但是，随着“左”倾思潮的升温，“对台戏”没唱成，哲学系这两位最有名的教授双双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台子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冯定恢复了工作，出任北大副校长。我再次见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，是1978年7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上。76岁高龄的冯定教授积极参加了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，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，但不是“同冯友兰唱对台戏”，而是同教条主义、个人崇拜这种唯心主义唱了“对台戏”。当年10月，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安徽芜湖召开，冯定在发言中对极左思潮发起冲击，安徽省的一位负责人赞扬“冯老的发言是思想真正解放了”。

坎坷经历，使冯定对极左思想深恶痛绝。但是，当有同志要写文章推翻极左批判强加给他的“罪名”时，他嘱咐写文章的同志，对过去写批判文章的人，除康生一人外，其他人一律不要点名。这又表现了他的宽容。这种高尚品格和长者之风，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。